在中国辽阔的疆域内，“自治区”与“自治州”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重要载体，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道独特风景，一个常被提及却易生混淆的问题是：作为中国五个省级民族自治区之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其行政区内是否还存在“自治州”？答案是明确的：没有，广西壮族自治区是中国唯一下设地级市而不设自治州的省级自治区，这一独特的行政架构，绝非偶然的历史留白，而是深深植根于广西的民族构成、历史沿革、政治考量与发展战略之中,成为观察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多样性与灵活性的一个关键样本。

要理解广西为何不设自治州，首先需厘清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基本单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自治地方分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自治州是介于省级自治区和县级自治县之间的地级行政区域，在五个省级自治区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下辖多个自治州（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昌吉回族自治州），宁夏回族自治区面积较小、回族分布相对集中，故未设自治州,但广西的情况则更为特殊和复杂。

广西的独特性，首要源于其高度交融的民族分布格局，广西是以壮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聚居区，壮族人口约占全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分布广泛且相对均匀，与汉、瑶、苗、侗等十一个世居民族长期交错杂居，形成了“大散居、小聚居”的紧密格局，这种分布特点，使得在省级层面设立“广西壮族自治区”，便能从整体上保障壮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无需再在内部划分出以某个单一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界限相对清晰的“自治州”，反观新疆，多个世居民族有着历史形成的、相对集中和规模较大的传统聚居区域（如哈萨克族在伊犁），设立自治州更能精准落实自治政策，广西的民族交融程度更深，从历史上著名的“壮族土司制度”到近代共同抵御外侮，各民族已结成难以割裂的命运共同体，行政上再作“州”一级的区隔既无必要,也可能不利于区域统筹与民族团结。

历史沿革与行政演变的路径依赖深刻塑造了今日广西的区划，广西自元代建立“广西行省”以来，其省级建制历史悠久，内部区划虽历经调整，但以“府、州、县”及后来的“专区、地区”为主流，新中国成立后，于1958年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其前身是“广西省”，在成立过程中，曾有过包括设立自治州在内的多种方案讨论，但最终基于民族分布现实和治理效率，确立了“自治区—县（市）”为主，在少数民族聚居县设立自治县的扁平化架构，这一选择，避免了行政层级的叠加，有利于政令畅通和资源在全区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广西下辖14个地级市，并在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地方设立了12个自治县（如金秀瑶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等）。自治县作为自治制度的“微观”实践单元，有效保障了聚居程度较高的少数民族的权益，与省级自治形成了功能互补、点面结合的自治体系,从而替代了设立自治州的需要。

政治与发展的战略考量是关键决策因素，广西地处祖国南疆，沿海沿边，是中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窗口，赋予其统一的省级自治权限，更有利于在国家战略层面进行整体规划与协调，例如统筹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北部湾城市群等重大建设，若内部设立多个自治州，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增加行政协调成本，影响重大战略和基础设施项目的全域一体化推进，省级自治的架构，赋予了广西更大的自主权来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同时又能确保国家战略的完整实施，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率优势,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与稳定中显得尤为重要。

广西不设自治州的实践，生动诠释了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制度设计并非僵化地追求形式统一，而是始终坚持“因地制宜、因族制宜”的核心原则，广西模式的成功在于：它通过“自治区+自治县”的双层架构，既在宏观上保障了主体民族的自治地位，又在微观上尊重和容纳了其他世居民族的自治需求，同时维护了行政效率与区域发展的整体性，这一模式与新疆的“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模式、宁夏的“自治区+自治县”模式等并存，共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画卷，充分证明了这项制度能够根据不同地区的民族、历史、经济、文化条件进行创造性落实。

广西壮族自治区没有自治州，是其民族结构、历史轨迹与现实战略共同作用下的理性选择，它非但不是自治制度的“缺失”，反而是其成熟与完善的体现，这一独特范式，确保了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与共同发展，巩固了边疆地区的和谐稳定，并为广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理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超越形式上的比较，更深刻地把握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而不同”的智慧与生命力——其终极目标，始终在于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